刑事庭审直播录播给律师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对出庭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应对各方面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知觉，[1]人们将会深受模糊恐惧感的折磨。公众对虚化犯罪风险特定时期所保持较高的警惕也就决定了在其他时期被害可能性的增加。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风险的意义在于探寻结果发生之前的可能性，而对结果的严密管控并不能达到风险管理效应。后现代环境中，遗传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技术、核技术总是同人类的健康紧密相连。而随着社会进步，犯罪也会在风险放大中寻求自身的进步。犯罪原因侧重于解释犯罪生成过程，而犯罪风险源在性质上类似于犯因性，侧重于犯罪与被害相结合的结构性说明。【注释】[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

行为人、被害人以及国家彼此之间都接受了风险对个体化的重塑，但三者之间对风险的认知起点以及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各自对相应所重构的权利与义务出现了实践偏差。专家体系与平民体系之间的隔阂也很难达成真正平等的沟通。提高与COMPSTAT相关的犯罪信息分析技术。

犯罪运行具有非常复杂的运行机制，涉及许多共生体的衍化与互动。[2]Andrew D. Newton Crime on Public Transport:‘Staticand‘Non-static（Moving） Crime Events[J]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2004（3）,p25-42[3][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宏观动力学—探求人类组织的理论》，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以往犯罪学研究中，与风险有关的即为理性选择理论、犯罪情境理论中行为人自身的经济分析与博弈选择。、美国学者William L. Holahan对犯罪打击度、刑期与犯罪率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缩短刑期能在短时间降低犯罪率但不是长效的。

英国学者Andrew D. Newton通过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犯罪描述提出了静止的（static）犯罪与运动的（non-static or moving）犯罪。对于犯罪人来说，风险放大将直接刺激其风险感知能力，实质是能够为犯罪思维提供选择的信息增多，从而在传媒失范、网络监管不力，大量犯罪信息汇集的环境中进行犯罪知识体系的更新与犯罪能力的提升。

具体的方式可以是在评估犯罪智能总体水平基础之上摸清犯罪心理动态和犯罪认知过程来进行风险的人工导向。这种市场环境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以及非政府性，在国家与人民冲突过程中成为了增加沟通渠道、发挥诉求机制的缓冲带，这将有效预防极端的个体反社会型犯罪的能量爆发和生发路径。孔德所提出的社会物理学旨在促进社会学研究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

2．激发性风险治理：重构信任关系犯罪运行主体间的关系从未是以信任而告终，风险社会则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达到极致而变成信任危机。定期或不定期的实现警民角色的互换，让双方都有一个将心比心的体验，逐渐促成改革。风险的逻辑性分配是社会阶层抵御风险实力对比的必然结果显现。师索，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

种族之间对相互基因密码的破解注定了未来的恐怖主义犯罪的最坏结果便是某个种族的非武力性灭绝。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公众与媒体之间的交流通常是不成功的。

妇女已经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获得巨大进步，她们正要求更多平等的机会同男性竞争。[16]在我国其他配套社会制度尚未达到理想标准时，这只能增加新的市场性风险。

人是社会理性人，风险社会中人性的社会属性也即会由稳定转为易变、突变，因人性弱点在风险沟通中可能导致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犯罪而形成人类特有的人性风险。一是要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测量工具，二是在平等基础之上采取道德控制、信仰塑造、精神培育等方式逐渐消除风险。第一，在通信无障碍的社会里要隔绝人们对犯罪可能性的感知是不太可能的。风险社会已让传统犯罪控制的情景因素变得不确定，犯罪控制结构与生成结构的不一致将引起犯罪控制的疲软无力。这样的人造风险同样也会影响犯罪。而预警则是从风险的角度将可能引发的损失与不确定性后果放在可控范围之内，人的能动性与对事物的控制力充分体现。

（一）风险感知与犯罪人理性风险的客观存在而非虚化决定了风险可被现实所感知并作出反应。彻底而明显的蒙受污名者必须承受特别的侮辱，他们拥有的缺点几乎让他们的所有社会情境都紧张不安。

我国推行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来，在享受市场充分激活后的改革成果时，也因与竞争体制相配套的其他的体制不健全而必然承受竞争起点不平、竞争过程不明、竞争结果不公所带来的竞争性风险。尽管存在着全球化机制提供的高水准安全，但事物的另一面是又产生了新的风险。

因此，针对具有更为前阶段的风险源头采取治理措施将会比针对犯罪原因采取的措施在防控犯罪上取得更好的效果。[10]Peter Taylor-Gooby, Jens O. Zinn. Risk in Social Scien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87.[11]Kasperson et at.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Risk Analysis, 1988（2）,p178-186.[12]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对犯罪要形成前追后堵的局势，然后将其困在其中无所适从。行为模式所产生的次级社会效应也将增加自身的实体风险。二是潜在被害人在该环境中可能承受更大的风险压力而放大了被害风险。在以风险为支撑的理论基础上看待犯罪现象的最佳切入点就是犯罪运行，一种规律与非规律性同在的运行方式似乎成了整体犯罪现象与风险结合后的最佳影像。

也有论者支持通过实施零容忍警务来将与犯罪的促成、实施等相关风险降到最低。鉴于此，笔者更倾向于零容忍的相对合理，推行警察执法的适度容忍。

国家也要加强对普通公众的价值、身份、形象等相关包装来为其提供力争上游的广泛机会。第四，风险的放大站是客观存在的。

但针对具体相对人，警察执法应当兼顾民众的传统道德认知，实行人性化执法，弥补法律的僵化与冰冷带来的风险。3．制度性风险治理：警务改革与社会福利（1）必须进行全新的警务改革警务改革不能再以地方特色为突破理念，而是如何考虑制定全国性的公众参与性的改革方案，打破警察部门对社会安全的完全垄断境况。

人类知识大量进入到物质世界以及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人们眼前总是陌生事物，大量被制造出来的新型风险令人生畏。但Silverman并不认为这是零容忍的结果，纽约犯罪控制的成功在于警察组织机构的改变，包括扩充12000名警官。北欧国家的公民享受福利的目的在于国家为其提供防范社会风险的高水平全民保护，注重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一）人造风险—犯罪风险的技术源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绝大时间里，外部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灾难、大范围疾病、贫穷等不确定因素构成了吉登斯所言的外部风险。

这样不完整的风险沟通必然带来风险性弊端。被害人并未从传统安全感丧失的困境中走出而始终迷茫在自身努力与国家支持的烟雾中。

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其他个体可能会在一个仅遭受抢劫的被害人那里交流到自己还可能被杀害或强奸的虚像，犯罪在这个意义上仿佛越来越得以恶化，每种犯罪行为都在公众的印象层面得以极端化的扩大。

一些缩短妇女孕期的药物已经造就了美国成千上万个天生缺腿少手的残疾儿。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